作者/娄绍昆 ⊙ 编辑/王超
编者按：为了姓氏“吃尽了苦头”的蒋老先生在那么平常的一个下午与当年一面之缘的小伙子聊了他经方救人的传奇经历、“最容易学习”的刺血疗法及对余云岫的评价等。就像娄先生自己所说，这个短短的下午为他以后学习经方、走经方医学道路留下了最初的脚印。
金针度人从君看
在光泽县山区做油漆，几个月过去了，然而《伤寒论》的学习还是进展得很慢。我想，假如有一个老师给我传道授业，给我解惑指点那该多好啊！于是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起在光泽县城的蒋老医师，不知道他近况如何？
我多次与海平提起光泽县的蒋老先生，他就问我是怎样认识蒋老先生的。
“那是一九六七年十月，”我回忆起两年前的事，“因为建筑工地的转移，我途经光泽县城。一天，吃了中饭以后，我一个人从新华书店买书出来，看见对面马路旁围着一群人，当我钻进去一看，便看见一位老人家昏倒在地。
我听了围观人群的议论，得知老人是一个摆地摊的老中医。也许是‘和尚不亲帽亲’的意识起作用吧，我情不自禁地走近他的身边，蹲在地上为他按脉察色，当时老人已经苏醒，说自己没有大病，只是早晨没有吃早点就出门了，所以血糖低了体能不支而昏倒。
我急急忙忙给他找来一点吃的喝的，一会儿他就恢复了。老人中等个子，姓蒋，他说为了这个姓他吃尽了苦头。我自报家门之后，老人便请我到他家做客。我就帮他收拢摆摊的用具，扶着他过了马路，然后一路送他回家。蒋老先生的家就在新华书店的南边弄堂里，弄堂进去不到十五米右边的小院子就是。
小院子里面是二间二层，一楼是客厅。我扶着蒋老先生跌跌撞撞地走进客厅，看见客厅里的桌子椅子东倒西歪，空气里弥漫着樟脑的气味，好像刚刚经过一场洗劫。我没有时间陪老人家聊天，就匆匆忙忙地告别了他。”
海平听了我的讲叙以后，半天也没有讲话，过了很久才说：“唉！不知道他老人家身体可好，有机会你应该去看望他一下。”
外面世界的革命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我们躲在偏僻的山区，信息全无，真的到了‘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状态。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的一天，海平要我到福建光泽县城关购买一些物品，我感到非常高兴。
当我穿过青苔藤蔓，踏过百年的枯叶，从深山老林里走出来的时候，抬头看到了深蓝的天空上大朵大朵的白云在悠然地飘着，我一下子感觉到了天地原来是这样地开阔，久久被压抑的心灵一下子得到了放松。我的身心如经大涤，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我奇怪在没有进山之前为什么未能体会到这种感觉。
欣欣然下山去，到了县城，把要购买的物品买来以后，我就徜徉在光泽县城的街头巷尾。一边浏览大字报，一边观看闽西城镇的风土人情。形形色色的大字报把街道周围的墙壁贴得水泄不通，红红绿绿的彩纸上写满了最高指示、北京来电、愤怒控诉、造谣可耻等的新闻和谣言。
人们似乎也已经习以为常了，只是把它们作为一种文化娱乐活动，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大街小巷到处看到新贴的《打倒新沙皇》之类的标语和横额，而一些写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之类的标语已经在墙头的宣传栏上褪色脱落，七零八落地在寒风中向往来的人们不停地絮叨。
在这个风云变幻，水袖乱舞的年代，只有男孩子推着满街跑的铁环的撞击声，还依然使人看到生命的欢笑。
吃过中饭，我在新华书店走了一圈，也没有买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出了新华书店大门，我看见马路对面站立着三三五五的几个人，我突然回忆起两年前初次遇见蒋老先生的那一幕。
一晃两年过去了，我一点长进也没有，又一次流浪到了这里。不知道蒋老先生可别来无恙？心里的渴望与惦记化为一种力量，驱使着我，一步一步向蒋老先生的院子走去。
蒋老先生家的院子大门虚掩着，我轻轻地敲了敲门环，就听到有人出来的脚步声。我把门推开，看见了蒋老先生向我走来。他面庞清癯，然神清声朗，精气十足，与两年前判若两人。
“蒋老先生，你还认识我吗？我姓娄。”我怕他认不得我了，就先开口说了。
“记得，记得，你不是浙江温州人吗？”他一脸笑容，快步向前，把我的手一把握住。
他请我在大客厅里坐下，说要给我泡茶，我就主动地上去拿来热水瓶与茶杯。把茶泡上以后，我们就聊开了。
蒋老医师是上海川沙县人，出身中医世家，家学渊源，学养深湛，和陆渊雷是同乡。他为人风趣、幽默、热情，虽然孤苦一人，晚景冷落，然而他达观乐天，热爱生活。
谈话时一提起张仲景与华佗就赞不绝口，一提起《伤寒论》就神采飞扬。他青年时代接受过系统的中西医教育，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上海牯岭路人安里求教过陆渊雷先生。
抗战前在上海听过恽铁樵、徐衡之、章次公等先生的课，经诸多名师口传心授，明敲暗拨，他膺服了经方派的主张，一改原来家传的诊治路子，成为一个仲景派的中医师。后来在上海青浦悬壶行医，并考取了国民政府“考试院”的中医师资格证书。
抗战军兴，流落到大西南，凭号脉针灸摆摊维生。曾经几次骑骆驼穿戈壁在边陲地带为少数民族看病，所以见多识广，视野开阔。
有一年夏天，一个部落头领病了，请了好几个名医也没有治好。他正好路过，主动请缨。
诊察所见，患者是中年男子，矮胖个子，皮肤暗黑，腹部疼痛，伴水样腹泻三个月，每日三至五次。头痛头晕，消渴不已，水入胃中不适，口中时泛清水。腹诊所见，胃中有振水音，腹大而软，按之有悸动。
蒋医师从自己随身携带的药箱里拿出药来，投方一剂（三钱五苓散，三钱理中丸）就有大效，三剂大安，然后用安中汤善后。
部落头人大喜，临走时赠送他一匹马，十两黄金。他把马匹牵来，但谢绝了黄金。两个《伤寒论》的方子合用，就治好了疑难大症。
这个病案太使我感动了。虽然我对这个病例的机制尚未理解，但我虔诚地把他的口叙一句一句地记录了下来。我也围绕这段奇异的故事提了许多问题，他一一作了回答。
但是由于当时自己的中医理论水平太差，基本上没有听懂他对那个病例的诊治原理所作的解释。
不过，对我提出的：“你为什么谢绝了黄金？”这个问题的回答，我听懂了，相信了，也记住了，而且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假如要了十两黄金，我肯定活不到今天。”蒋老先生笑呵呵地说：“因为收了黄金的消息肯定传得比风还快，在那个蛮荒之地，土匪多如牛毛，我明白怀金必死。”
蒋老医师得知我在自学中医针灸时，鼓励有加。
“经络学说可以说是我国对世界医学的一大贡献。”他说：“它入门容易深造难，现代人学习针灸一定要学好解剖，同时还要学好张仲景的《伤寒论》，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医师。”
他还特地向我介绍了德国著名针灸家许米特博士，并希望我认真学习他的著作。
“许米特对于张仲景《伤寒论》推崇备至，顶礼膜拜。”蒋老医师说：“他是一位德国外科医师，并担任柏林大学解剖学教授。但他有感于外科手术的麻烦和危险，就想用其他疗法代替一些外科手术。他曾经在巴黎学习中国医学和针灸。于一九五三年来到日本跟随汉方家大冢敬节先生学习汉方医学，并跟从日本针灸家柳谷灵素学习针灸疗法。经过香港时，全港中医团体在英京酒家设宴欢迎。
他与日本针灸家间中喜雄合著《针术的近代研究》一书，由名中医萧友山和资深翻译家钱稻孙合作翻译，于一九五八年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从《针术的近代研究》一书，引出了该书的译者钱稻孙。接着，蒋老先生给我讲了有关钱稻孙先生的故事。
对于钱稻孙先生我不陌生，在高中阶段已经在王绍瓒先生的那个书橱里读到民国二十年的《宇宙风》杂志，记得其中顾良先生写的《周作人与钱稻孙——我所知道的两个认识日本的人》一文曾经吸引住我的眼球，因此对蒋老先生的介绍倍感兴趣。
“钱稻孙于一八八七年出生在世代书香之家，祖籍浙江吴兴。”他颇有兴致地说，“北平沦陷后，钱稻孙接替汤尔和任北京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政治上失了节。他兼备中国、日本、西洋三方面的文化教养，同时具备中西医学的高深造诣。
中国在日文翻译方面除周作人之外，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优秀。在中医针灸方面，他除了与萧友山合作翻译《针术的近代研究》一书之外，还翻译了日本医师鲇川静编写的《中医治疗经验》。这本书一九五七年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是现代日本汉方医学的一本代表作。”
蒋老先生当时大概还不知道，他故事中的钱稻孙先生已经在两年前的八月被红卫兵殴打致死，钱稻孙的夫人，中国第一个留日女学生包丰保在晚年也相当不幸。
在“文革”洗劫中抄走了钱稻孙先生满满两个房间的藏书，这一书藏为钱氏毕生所积，号称国内私人东文藏书最富。
抗战结束，钱稻孙入狱，书藏散失部分。至此，这一书藏的彻底消失。这一事件对于中国日本学研究是一个重创。
同时抄走的还有钱稻孙的祖父钱振常、父亲钱恂所遗留的大量藏书，这些藏书的消失，则标志着这一家族文脉的完全斩断。
我后来读到文洁若写的《我所知道的钱稻孙》知道上世纪80年代初，钱稻孙的政治问题终于得到平反，日伪时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事，不作汉奸论，如果蒋老先生知道也会感到欣慰的。
蒋老先生还跟我谈起研究与批判中医的第一人——医学家余云岫先生。
“如今了解余云岫的人已经很少，”蒋老先生说:，“余的著作也已经被尘封在少数几个图书馆里，难以寻觅。近半个世纪以来，余云岫这个名字时而出现在一些有关中医的文字里，但却被当作反面人物加以鞭挞。”
我孤陋寡闻，又初学中医，在中医书中还没有读到有关余云岫先生的资料。但是经蒋老先生一介绍，渐渐地对他就有了一点依稀的印象。
记得在初中读小说时，读到过巴金著的《春》中提到过余云岫的医学著作。好像是蕙患了急性痢疾病势危急，觉新找来余云岫著的《传染病》一书反复地查考，他又害怕国光不相信西医，就叫别人把《传染病》一书给国光送去等情节。
“蒋老先生，对余云岫这个人你是怎么样看的？”
“我赞同孔子‘不因人废言，不因言废人’的说法。”
“此话怎讲？”
“余云岫先生反对中医，提议取缔中医的言论是错误的。”蒋老先生说，“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他错误的言论而全面否定他的为人。陆渊雷先生就是这样，一方面反对他的错误言论，另一个方面又与他礼尚往来。
在医学界余云岫先生诲人不倦是出了名的。他平易近人，喜欢和青年中医接近。如有年轻医师登门求教，先生只要自己知道的，无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他的弟子李庆坪先生说：‘余云岫先生的认真令人可敬可畏，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他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想学也难’。
记得三十年代一个西医杂志《新医与社会》上刊登了一篇《柬陆某》的文章，文章当时记载了与余云岫对立的陆某医师，诊治某患痢老人不愈，转至余云岫处后治愈，患者怪罪陆某，余云岫看了陆某的处方后，向患者解释，陆某处方按中医理论没有错，是中医没有特效药的缘故。文章中没有点名陆某是谁，我想大概是陆渊雷先生。
对于《柬陆某》这篇文章我有自己的看法，这是余云岫先生论战的一种形式，他通过这个病例攻击中医学无法治愈痢疾。
实际上，中医对急慢性痢疾的治疗效果不亚于西医，一个优秀的中医临床家如果连痢疾也不能治愈，还怎么能够立足于社会。特别是‘陆某处方按中医理论没有错，是中医没有特效药的缘故’这句话，貌似公允，其实是对中医学的攻击。这只能说明余云岫先生的中医临床水平还没有过关，这是他的不幸。
然而他却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已经步进了中医的堂奥，自矜是第一流的中医师，这也是他悲剧的开始。我认为中医学者如果没有亲力亲为临床第一线，并成为一个疗效优秀的医师是无权对中医说三道四的。”
我爱好了解医林轶事，通过这些点点滴滴的故事可以瞰视到一些深藏的医学秘密。听说蒋老先生曾经近距离地接触到余云岫先生，我很想听听他对这个人物认识的内心纠葛。
“蒋老，请你详细地给我讲讲余云岫先生的为人好吗？”
“余云岫先生曾经是当时新闻的热点人物，他的为人为事件件都能吸引住人们的眼球，譬如他出席在日本召开的第六次东方热带病学会，曾经作了题为‘中国结核病之历史的研究’的演讲，演讲中引唐代崔知悌在《别录》中有关结核病病况的论述，当时的病名是‘瘰疬’与‘痨瘵’。
余云岫先生提出唐代崔氏是世界上最早提出结核病的医师，并且还知道瘰疬（淋巴结核）与痨瘵（肺结核）同源。欧洲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法国医学家林匿克，他名声远扬。
然而《崔氏别录》却在一千二百年前就发现了同样的问题。虽然林氏以解剖而得知，而崔氏以观察而得知，然而中西医学家慧眼慧心，同样的了不起。对结核病的发明权来讲，崔氏应当得以发现的优先权。大家认为《崔氏别录》对结核病正确的观察是余云岫先生独创性的发现，这赢得满场鼓掌雷鸣。”
我对这种二元对立的人与事很感兴趣，就问：“蒋老先生，你们经方派医师是如何看待余云岫先生的医学思想的呢？”
“余云岫这个人在民国时期既是经方派的敌人，又是经方派的朋友。”蒋老先生说，“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余云岫以现代医学为衡量是非的标准来全面反对中医，闭眼不看方证辨证的临床疗效，闭口不谈日本汉方医学的卷土重来，要把中药纳入西药实验的范围，以消灭中医为奋斗目标。
他非难中医的目的，主观上是为了改造中医，实现医学科学化，而不是闹个人意气，所以得到经方派医师的尊重。
再说他的一些反对医经医学的观点，如‘痛诋阴阳五行、十二经脉、五脏六腑之妄’这与章次公、陆渊雷创办的，章太炎任院长的上海国医学院的医学观点同出一辙。因为章太炎等人也要‘一洗阴阳五行之说，欲以科学解释中医’。所以当时现代经方医学的头面人物如陆渊雷、章太炎等人与他过往甚密。他们与余云岫的个人关系比与一些持《内经》观点的业内同行还要好。”
蒋老先生的一番话使我对一九四九年前后中医界的是非争论有了感性的认识，对这些中西医界风云人物的思想观点也有了一些深入的了解。特别是一些如“方证辨证”、“腹诊”等经方医学的词语，经方派著名医师陆渊雷、章次公的名字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为我以后学习经方，走经方医学道路留下了最初的脚印。
他还说了一句使我难以理解的话：“觉醒了的现代经方医学是令当今中医界不安的一个梦魇。”
正像民间俗话所说的“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我心中最关心的是中医有没有发展前途。只怕自己入错了行，那就铸就了千古恨，所以我想从蒋老先生这些终身从事于中医药事业的人的身上听到真心话。
“蒋老先生，非常冒昧地问你一个问题。你从事中医工作已经大半生了，你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有没有后悔？”
“你不要看我的处境不怎么样，然而我的内心是充实的，”蒋老先生哈哈大笑 ，“如果还有来世，我也会义无反顾地再一次选择中医学，选择经方医学。”
“为什么？”
“有乐趣，学中医太有乐趣了。”蒋老先生说，“当然除了有乐趣之外，还能为他人减灾避难。有的时候治好了一个人就等于拯救了一个家庭。通过临床我深深地触摸到经方仍有强大的活力与不可替代性疗效。所以我觉得我的一生过得很有价值，假如有来世的话，我还会继续选择做中医师。”
接着蒋老先生就给我讲了自己一生好多好多的典型病例，例如用桃仁承气汤治疗闭经妇女的狂躁症；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治疗小儿遗尿；用桂枝加黄芪汤治疗小儿慢性湿疹；用真武汤治疗中年妇女多年的白带如水症；用麻黄汤治疗老人便秘；用半夏厚朴汤合栀子豉汤治疗两例食道炎；用清心莲子饮汤治疗口腔溃疡等。
我恨自己对中医学还不熟悉，缺乏起码的《伤寒论》基本素养，无法消化蒋医师的经方治疗经验，只能用笔匆匆地把我能听懂的话简略地摘写下来。因此记录下来的东西就像民间单方治验一样，无法反映出蒋医师的经方辨证思路和特色。
“这些都在书上，”蒋老先生看见我在记录他的谈话就说，“我给你提个头，你倒是读书时要多记笔记。”
在与蒋老先生交谈的过程中，他讲的有一个故事给我留下了终身的印象。
故事是这样的：
三十年代，北京协和医院有一个女的儿科大夫，三十多岁才结婚，结婚以后生了一个男孩，这个孩子齿白唇红，浓浓的眉毛下一对黑亮大眼睛，配上脚腕上一对黄金的足环，真是十分可爱。但是这个男孩有一个毛病，就是会夜间啼哭不止，三年来搅得全家人寝食不安，邻里反目。
然而在医院里反复体检没有检查出什么问题，所以也就无法服药。她也求诊过几个名中医，有的诊断为心肾不交，投黄连阿胶汤；有的诊断为肝阳上亢，投羚羊钩藤汤或者杞菊地黄丸；有的诊断为心阳虚而神气浮越，投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
然而男孩夜间啼哭依然，这使她心力交瘁，对中医西医均感到失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听从了邻里大娘的怂恿，偷偷摸摸地到各个厕所里张贴黄纸条，黄纸条上写着：“天苍苍，地茫茫，我家出了个夜哭郎，过路行人读一遍，一夜睡到大天亮。”为了孩子的病，她不惜动用一切手段，然而一切的努力终归徒然。
更令这位女大夫苦恼的是，由于孩子的夜间啼哭，她家所聘请来的家庭保姆都无法待下去，久的待半月，短的两天，辞职的保姆就像走马灯式从她家进进出出。后来又聘请到一个安徽合肥的保姆，这个保姆温和安详，女大夫很喜欢她，心里又担心这个保姆在她家待不长久。
初来的第二个早晨，安徽保姆就大声地叫喊了起来，说：“这样的孩子你们为什么不去医院医治？”
女大夫一听就惧怕了起来，心想这个保姆一定马上要走了。
谁知道，这个保姆却说出令她难以相信的话。
保姆轻轻松松地说：“你这孩子的病，我在村子里见多了，我都是三五帖药就把它打发了。”
女大夫一听就有点生气，一脸严肃地说：“看病可不是儿戏，这个病大医院的大夫都瞧不好，你可千万不要乱来。”
“我在村子里看病都是他们求我看的，”保姆不无得意地说：“你不要我看就算了，我还狗抓耗子多管闲事啊。”
保姆嘴上是这样地说，但还是在去菜场买菜的时候顺便买来了一小把白色细长柔软的灯芯草，再解下孩子脚上的黄金足环，把灯芯草与黄金足环用水洗干净，放在药罐里加水煎煮了二十来分钟，然后给孩子悄悄地喝下。因为清清淡淡的，没有什么异味，孩子很爱喝。就这样连续喝上了三天，孩子夜里啼哭的毛病就再也没有发作了。
女大夫发觉孩子夜里突然没有啼哭了，感到非常奇怪，也感到非常害怕，是不是这个安徽保姆给孩子吃了什么安定神经的药啊？
女大夫把保姆叫到自己的房间里，关上房门，一本正经地对保姆说：“你有没有瞒着我偷偷地药给孩子吃什么药？”
“你们城里人一点良心也没有，”保姆听了很是生气，“我给你把孩子夜啼的毛病治好了，你不但不感谢我，还这么凶地责问我。”
女大夫从保姆口中得知孩子已经吃了她的药，害怕极了，就语无伦次地责问：“你，你给孩子服用了什么药？”
“这是单方，我不会随便告诉你的”。保姆笑着说，“孩子中药都敢吃，吃这个普普通通的草药一点问题也没有，有什么问题我负责。”
女大夫听说不是安眠药而是普通的草药也就放心了，再说这几天孩子精神气色比之前明显好转，所以就转怒为喜。
“假如真的是草药把我的孩子治好了，那你就是我家的恩人。”女大夫以感谢的口吻对保姆说。
这个使全家三年来日夜不安的夜啼病，就这样被保姆用三帖药给打发了。这三帖药也改变了女大夫的科学观。当后来保姆毫无保守地全盘托出自己诊治的秘密时，她就更为坚定地认为保姆的治法是非常合理的。
保姆说她并不是用一种方法治疗小儿夜啼。当孩子舌尖红，甚至溃烂时，她就会考虑使用这个黄金灯芯草方，如果孩子小便黄短那么就非它莫属了。
如果没有舌尖红、小便黄短这两个症状，夜啼的小儿一身是汗，她一般用甘麦大枣汤，疗效也是很好的。如果把两个方子弄反了，就会一点效果也没有，但是也没有任何副作用。
“把金子放在水里煮沸，”女大夫说，“用科学的原理来解释是没有什么东西溶析到水里去的，因为金子是最不活泼的物质，你有没有试过不用金子入煎也有同样的效果？”
“当然试过，”保姆说：“我们的小村子里很难寻找到黄金，所以我也只想去掉这个黄金，但是没有了黄金入煎就没有了疗效。你说金子放在水里煮沸是没有什么东西跑到水里去的，但是黄金入煎后水的气味与没有黄金入煎的水的气味是不一样。”
“看来科学对于人体的研究还处于婴儿阶段。”女大夫感慨无限。
故事的结尾，就是这位北京协和医院的女大夫成了一个西医学中医的热心人。
“这个保姆使用的就是经方医学方证相对应的方法，”蒋老先生说，“不过它还原了经方医学最原始、最朴素的形式，它没有任何阴阳五行等的说辞，然而当它方证相对应的时候其疗效是无可伦比的。
这些民间验方的临床成果对经方医学有新的拓展，至少给它带入了一种新的经验当中。安徽保姆有她自己的生命体验在里面，研究者事过境迁之后在书斋里对材料做出的判断和当事人在现场的感受，往往是不同的。”
讲完了这个故事，蒋老先生颇有所思地说：“成功的经验能够增添新的方证，但是全凭几首有效的验方是成不了医师的。做一位中医师不容易，需要全面的医药知识与诊治经验。齐医家褚澄在《禇氏遗书》中所说的，‘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三个环节是为医者终身追求的目标，所以安徽保姆还是保姆，是难以成为真正的职业医师的。”
“蒋老先生，安徽保姆的故事对经方医师有什么启示呢？”
“经方医学强调临床医师注重‘屡用达药’，才不会陷入社会所嘲讽的‘一味单方，气死名医’的可笑的地步。”
蒋老先生讲的故事和他语重心长的心得体会，他的这些话语和音调带我走过一大片陌生的医学领地，在我经方学习的道路上画上了一道深刻的痕迹。
后来我把蒋老先生的这个娓娓动人的故事复述给阿骅表兄听，他认为这个故事内涵丰富。
“这样的故事，天天在世界各地上演。经验医学与实验医学的是非优劣之争不绝于耳，哲学上的唯物史观与结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的论辩之中也牵涉到类似的问题。”
阿骅表兄缓慢地一字一顿地说，“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评价史前文化与现代文化，两者之间的争论是先进和野蛮之争或是两种文明之争。我认为中西医医学理念的差异是两种文明的差异，它们的互补性大于它们的排斥性。”
蒋老先生那天很高兴，笑着说：“经方医师经常会遇见好多‘辨证无误，治疗无效’情况。这可能是病人对中药不应答，所以我们也要采取其他外治疗法来内外合治。”
我正在学习针灸，听到蒋老先生的话非常高兴。
“我想告诉你的就是用三棱针刺血的民间疗法，这个疗法容易学习，其中有三个最重要的‘穴区’。” 蒋老先生说。
“穴区”，一个新的概念。
他知道“穴区”这个新名词对我是陌生的，不等我提问就预先加以解释：“我认为在刺血的时候，选穴的范围应当相应地大一些，应该以穴位所在部位周围皮静脉暴露明显的地方为刺血点，所以不妨称这个浮络暴露的部位为‘某某穴区’。”
我频频点头，认真听讲。
“刺血时三个最重要的‘穴区’是太阳、尺泽与委中。”他伸出左手的三个指头，毫无保留地倾心相授，“太阳穴区是治疗头部所有疾病的主穴，只要这里周围浮络显现，就是可以刺血的征象。”
他把食指点着我的太阳穴位说：“有些多年偏头痛的病人，每周点刺一次，经过三五次的治疗就会有很好的效果。面瘫病人点刺太阳也是首选的治法，当然，如果耳后乳突周围有压痛也要一并加以刺血疗效就更好了。”
“尺泽穴区是治疗胸部所有疾病的主穴，”他说，“只要尺泽周围络脉明显，就是可以刺血后拔罐，记住要用最小号的火罐，不然的话，火罐是拔不住的。”
他伸出自己的左臂，指着尺泽穴的部位说：“这是手太阴肺经的合穴，定位可以使用十字交叉法。”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不停地点头示意，希望他继续讲下去。
“尺泽穴在肘横纹与肱二头肌肌腱的桡侧”他说。
“‘桡侧’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种解剖定位的专有名词很重要，假如不把它弄清楚，回去自己看书肯定会难以理解的。
“‘桡侧’和‘尺侧’是上肢前臂解剖学中的方位词，”他不厌其烦地说，“以手掌为例，靠小指一侧称为‘尺侧’,靠拇指一侧称为‘桡侧’。它们是根据前臂桡骨与尺骨的解剖位置而命名的。”
看来西医解剖学知识的概念是很清晰、很准确的。
“尺泽刺血对心肺的疾病有非凡的疗效，”蒋老先生说，“一个肺结核中年男子，多年的空洞难以吸收钙化，每天咳嗽咯血。我发现他两侧尺泽部位的络脉青紫而曲张，就在服用抗结核药的同时，给他每周刺血一次，每次出血三四滴。一个月后，咳嗽咯血明显好转。之后给他每半个月刺血一次，半年后，居然痊愈了。”
这个病例对我的吸引力太大了，假如我也能治愈这样的疑难病人，该多好啊。
“刺血疗法是人人都可以学会的，只要你全身心投入，就能创造人间奇迹。”蒋老先生把我的喜形于色看在眼里。
在实证主义者的眼里，蒋老先生的言语是多么的荒诞，多么的自不量力。然而中医针灸临床治疗的无数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蒋老先生的话一点也没有虚妄。
蒋老先生接下去讲了三棱针刺血的第三‘穴区’：“ 第三‘穴区’是委中，它在下肢腘横纹的中点，也是‘八总穴’之一。它是治疗腹部以及腰腿部所有疾病的一个穴位，当然也以穴位所在部位周围浮络暴露为刺血目标。”
蒋老先生接着给我介绍了好几个典型病例。一个多年失眠病人，近一个月几乎没有合眼，烦躁欲死。诊治时发现右侧下肢委中穴区皮静脉怒张，就在这里给他刺血后拔罐，当晚就熟睡了五个小时。后来针刺治疗了两个多月痊愈。
蒋老先生认为，太阳、尺泽与委中分别治疗上中下三个部位的疾病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病人刺血的穴区就是上病下取而取效的，所以临床之际，不要胶柱鼓瑟。
在接触蒋老先生的时候，我经方医学的知识还处于零的状态，所以他给我讲叙的方证、药征我只是作为故事一样的听听而已。然而他给我传授的刺血疗法却给我带来了直接的效用。
现在我回过头来想一想，与蒋老先生相遇对我来说帮助最大还是他传授给我的刺血疗法。唐代禅宗的偈语云：“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然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授之以鱼”，而且“授之以渔”。“渔”，有谋取之意，生生不息的方法论，蒋老先生可谓是“金针度人从君看”。
人在途中，无暇久待；匆匆相逢，又匆匆离别。临别的时候，他把自己珍藏的许米特博士与日本针灸家间中喜雄合著《针术的近代研究》一书赠送给我。我很是激动，真的很想紧紧地拥抱他，以表达自己无限的谢意。
“蒋先生，”我知道这次告别可能就是永别，但有一事耿耿于怀不吐不快，“凭你的医术和声望，你为什么不在家里看病呢？你年纪这么大了，在街上摆摊多不方便啊。”
“这个你就不懂了，”蒋老先生哈哈大笑，边笑边说，“这就是我和一般医师不一样的地方。在动乱的年代我喜欢在大街上摆摊看病，一是为了方便流离失所无处就医的病人及时得到诊治；二是为了了解动荡变化的时局，可以及时地想方设法使自己趋利避害。这几年是这样，抗战时在重庆、昆明我也是这样。
仲景说过：‘留神医药，精究方术’的人，一定要‘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此之谓也。”
我听了以后，对蒋老先生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他不仅在临床诊治上遵从《伤寒论》的法度，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方面也在追随张机的足迹，甚至在遣词用句上也有意无意地运用着仲景的语句。仲景在他的心中，与他朝夕相处，久而久之便能潜移默化，陶冶心性，渐渐地形成医者内心的忧患、矜悯和慈悲意识。
后来我和阿骅表兄说起蒋老先生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情景，他对此也发了一番议论。
“高层次的中医文化关乎心灵。那是一种精神，一种德行，一种态度。”阿骅表兄说，“苏格拉底要人们不是先思考哲学，而是先哲学地思考。蒋老先生不仅思考经方，而且做到了经方思考。前者是以经方为对象，后者的经方思考就要对生活中问题取一种经方的态度。
这种态度就是走出了个人的世界，像仲景那样以天下苍生为念。经方医学使蒋老先生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永远沿着一条臻于无限，趋于永恒，止于至善的道路迈进。对他来讲，经方医学不仅是一种诊治方法，是一种思维习惯，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和蒋老医师在人山人海之中，在千山万水之间能够相见相聚相交，实属偶然。感谢命运让我——这个来自温州永强青山村的游子，能够幸运地聆听到蒋老医师珍贵的经方理论、针灸与刺血的经验；能够获得珍贵的《针术的近代研究》一书；能够得知日本汉方家鲇川静先生《中医治疗经验》中译本出版的消息。
在后来中医针灸的生涯里，蒋老医师给我的这些馈赠，有形无形地帮助了我。
从光泽县返回温州以后，我也给蒋老医师写过几封信，但是没有都收到他的回信，就这样我就和他失去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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